我记忆中的父亲
每当清明节的时候,我们都要来到这里—距离我家不远的一座青山。因为奶奶、父亲、母亲的坟墓就在这里,这里是我家的祖坟。
清理坟头上的杂草,添上新土,献上鲜花和花圈,祭拜亡灵,以寄托我们的哀思。
……
父亲去世那年我15岁,读中学二年级,我是班级的团支部书记,学校的团委委员。
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。半夜一点多钟,我们家楼上的邻居陈叔,来敲我们家的门,姐姐去给开的门,陈叔急促的喊到:快起来,都起来跟我走去医院,你爸爸病重了。陈叔当时是学校的办公室主任。
这是东北一个及其寒冷的冬季。大街上北风呼呼的刮着,像刀子一样割脸,使人感到阵阵的刺痛。寂静的夜晚,只有环卫工人的扫帚刮着地面发出哗哗的作响……
半个小时左右,我们姐弟五人跟随着陈叔来到了医院。父亲躺在冰冷的床上,已经停止了呼吸。母亲站在一旁哭泣着。我们五个孩子围了上去,哭声传遍了整个病房……
这一年的寒冬,荡尽了我一生的心痛,这一刻的心痛,在我的记忆中永远的保留下来。不论过去了多少年,总是记忆犹新,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
父亲住院期间,白天姐姐在医院护理,晚上母亲护理。父亲已经是病危了,所以自己住在一个病房里。(当时还没有ICU病房)
有一天姐姐护理时,一个陌生的男人走进了病房,这个人年龄在五十岁左右,高高的个子,穿着皮靴皮裤。进屋后一声不吭,站在床边紧紧的看着我父亲。父亲这时已经完全腹水了,睁开眼睛只有一条缝隙。姐姐问:你找谁?来人说出了父亲的名字。父亲仿佛听到了来人的说话声音,缓缓的抬起头,很吃力的睁开了双眼。这时来人伸出右手的弯曲的食指问父亲:你认识我吗?父亲看着看着眼里流出了眼泪。表明已经认出他来。这个人叫柏林,是从黑龙江省肇源县专程来看望父亲的,是父亲的姑舅弟弟。
柏林叔叔是黑龙江省肇源县的劳动局局长。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,他的右手是在一次战斗中负的伤。由于当时没有及时的治疗,右手食指只能弯曲不能伸直了,至今落下了残疾。年轻时经常和父亲在一起玩耍,父亲是非常了解的。所以父亲一看到这只手的姿势就非常激动。立刻认出了来人是自己多年不见的姑舅弟弟柏林。柏林叔叔看到父亲病成这个样子也心酸的流下泪来……
柏林叔叔在我家住了两天后便回黑龙江了。临走时嘱咐我母亲如有紧急情况立即给他发电报。
在柏林叔叔走后不足一个月的时间,我们亲爱的父亲,带着对人间的不舍和眷恋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带着无限的惆怅和遗憾,走完了五十三个春夏秋冬。父亲的去世给我们一家人的打击是非常大的,如晴空霹雳,仿佛天塌下来了。在文革时期的那个年代,动荡不安的社会之中一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,真是不幸中的不不幸啊。姐姐十九岁,最小的弟弟只有十岁,一家六口人,今后的生活怎么过?今后的路怎么走?真是不可想象啊。我们全家人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。尤其是我们的母亲更是痛苦万分,深感老天的不公和世道的炎凉。人间的无助和无奈在短短的几天里让母亲衰老了很多。
在之后的十多年中,事实证明,母亲一个人担负起这个六口之家的生活重担,历尽了千辛万苦,最后能够走出困境。五个子女一个不少的走上了成长之路,最后都成家立业奔向前途。是母亲的伟大,是母亲刚毅挺拔的坚强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。性格决定命运,是母亲的性格挽救了这个家庭的命运。是母爱的力量让我们健康成长。俗话说:自己的路,跪着也要走完,不能让人看不起。母亲就是这样的人。母亲的伟大精神受到了同事之间、邻里之间和亲朋之间的十分敬仰和高度赞扬。在当地一提起母亲,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——了不起的人。
多少年过去了,每当我想起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,那个寒冷的冬季,那个黑暗的夜晚,我的心就隐隐作痛,久久不能平静。如果不是那个年代,缺医少药,医疗条件低下。父亲也许会安度晚年,也许和现在的老年人一样享受着天伦之乐。也许,也许已没有也许……
俗话说: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。父亲的姑舅弟弟柏林叔叔又来了,帮助我们家处理了父亲的后事。临走时对母亲说:你一个人领着五个孩子,今后怎么生活呀,老大和老二我领走吧,到我们那儿我可以送他们去当兵或者直接安排工作都可以,我有这个能力。母亲痛苦的摇摇头没有答应。是啊,父亲刚刚去世,这个时候怎么能让我们离开她,母亲的亲生骨肉,一个也不能少啊!
(如果那时我和哥哥跟柏林叔叔走了,我俩的命运将会彻底的改变。参军复原后将会调入哈尔滨市,安排更好的工作。因为当时哈尔滨的大姑父有过这样的设想,他也有这个能力。唉,这就是命吧,命运没有让我们哥俩经过这样的历史转折)
1987年,我去了一趟开原,专程去看望舅舅。舅舅和我聊了一上午,说出了一个我们家人都不知道的秘密:1974年,父亲去世的第二年,母亲感到举步维艰,艰难度日,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很难维持下去。便独自一个人回了一趟老家开原。与舅舅商量,要把我们全家搬回开原,回到农村去。当时舅舅不赞成,舅舅认为:农村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,我们是城里长大的孩子,很难适应的。如果到了农村,将来还能不能回去?如果回不去,难道在农村呆一辈子吗?在舅舅的劝说下,最后母亲放弃了回农村的念头。〔现在设想如果当时真的回农村去了,还能不能回来?就是回来了,一家人的住处怎样解决,我们五个子女的前途又在哪里?真是不可想象啊〕
在舅舅家里,我看到墙上挂着的相框,里面有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,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舅舅看出了我的心思,便把相框摘下来,取出照片交给了我。我如获至宝,小心翼翼的揣进怀里。这是我珍藏的唯一的一张母亲年轻时的彩色照片。
……
柏林叔叔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人,有亲情的人,有同情心的人。我的爷爷是他的亲舅。后来爷爷去他家了,最后是他给爷爷养老送终的。
爷爷到他家之后,他给爷爷找了一个在小学校打更的活。既不累又有了事情做,而且学校看在叔叔的面子上,每月给爷爷开七十多元的工资,这在当时是很高的,爷爷的晚年过的很幸福。
哥哥中学毕业那一年,去了一趟黑龙江省的肇源县。看望了爷爷和柏林叔叔一家人。
黑龙江的冬季是非常寒冷的,最低气温在零下30度左右。那时候的长途客车里是没有取暖设备的,车窗上一层厚厚的冰霜,在车里看不到外面的景象。每隔一段时间就得跺跺脚,不然脚会冻僵的。坐了3个小时的长途客车,感觉人在冰窖里一般。到柏林叔叔家后立即坐在了热炕头上,好一阵才缓过神来。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,哥哥急切的问柏林叔叔:爷爷在哪里?柏林叔叔说:不急,明天一早我领你去看爷爷。
第二天一早还没有吃饭,哥哥就急切的随着柏林叔叔来到了一所小学校门前。柏林叔叔指着小学校院内大门右边的一个屋子说:“你爷爷就在那个屋子里,你自己去找他吧,给他一个惊喜”。哥哥走进小学校的大门,推门走进门卫室大声喊着:“爷爷”,爷爷先是一愣,然后缓过神来,喜出望外:“啊!这不是我大孙子吗?你怎么来啦?啥时候来的?是一个人来的吗?”爷爷上下打量着哥哥,眼里流出泪来。
爷爷向哥哥询问了家里的情况,问了很多,哥哥都一一做了解答。
过了一会,门卫值班的来了,爷爷领着哥哥来到一家饭店,吃了早餐……
这是哥哥见到爷爷的最后一面。
文革前夕,在我家的道下有一座小房,以前爷爷自己一个人住在这里,靠卖糖葫芦为生。我小的时候,有一次在爷爷家里,一个挑着担子卖驴肉的从门前走过,爷爷为我买了两角钱的驴肉,在炕上放上小桌,倒了点酱油,我蘸着酱油吃完了一小碗驴肉。仿佛到现在还能闻到当年驴肉的阵阵余香,这一小碗驴肉让我“回味”一生……
每当我想起70年代的那些心酸往事,就会想起柏林叔叔。永远忘不掉的柏林叔叔……
……
父亲小的时候家住吉林省扶余县,爷爷家是个大户,家里很有钱。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就有自行车了,当时在县里是屈指可数的。
父亲二十岁就有了自己的家庭,并且有了两个孩子。
那一年,日本人到处抓劳工,父亲也没有幸免,被抓去做苦力。挖一条壕沟,沟很深,搭起了二层跳向上传土。父亲由于感冒干活非常吃力,被日本工头看见了,以为父亲是在偷懒,将父亲痛打了一顿。父亲哪里受过这样的气啊,一怒之下,在一个漆黑的夜晚,悄悄的摸进了日本工头住的房间,一刀结束了这个小鬼子的狗命。杀了日本人之后,立即跑回了家中,向爷爷奶奶述说了杀死日本人的经过。爷爷听后非常惊慌,当时就没了主意,不知如何是好。便连夜带着父亲奔向哈尔滨,奔向姑姑家去了。姑父是个很有学问的人,在哈尔滨知名度很高,交际非常广泛。立刻通过关系找到了在绥芬河的一个“穴头”〔当时能够在两国之间行走、能够把人送出国门的人叫做穴头〕,花了大价钱将父亲送出了国门,进入了俄罗斯,逃亡海参崴。(我在2017年去了一趟俄罗斯的海参崴,那里风景秀丽,气候迷人。以前是中国的领土。由于清政府的无能,1860年俄罗斯强迫清政府签定《中俄北京条约》,致使包括海参崴在内乌苏里江以东的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了俄罗斯。)
父亲到海参崴之后,通过穴头的关系,进入了一家农庄。由于父亲非常机灵并且勤奋好学,农庄主对父亲非常好,教会了父亲开拖拉机,又教会了开气车。
可是,天有不测风云,在海参崴的第二年,父亲染上了瘟疫。农庄里种植了罂粟〔大烟〕,但是农庄主规定农庄里的任何人是不准抽大烟的。农庄主听说大烟能治瘟疫,就让父亲尝试着抽一点大烟用来治病。
农庄里的一个中国工人回国,父亲托这个人给家里代了个口信。
爷爷听说此事后,又找到姑父,又花了大价钱找到穴头,并找了两个朋友帮忙一起到海参崴将父亲接了回来。待父亲病好后,又通过关系找到了绥芬河中苏边境的警察队,父亲当上了一名伪满洲国中苏边境的警察,隐姓埋名的隐藏了起来。〔这件事情在文革中被翻了出来,因为历史问题,父亲被关进了“牛棚”,原因是当过两年伪满洲国的中苏边境警察。1977年我体检当兵,也是因为这个“历史”问题,被拒之部队的大门之外。父亲虽然当过伪满洲国的中苏边境警察,但是已经去世好几年了,再说与我有什么关系呢?真是扭曲的年代发生扭曲的事件啊〕
1945年8月15日小日本投降了(东北人称八一五光复),父亲回到了自己的家中。然而一切都物是人非了,老婆和两个孩子都不见了,据邻居说她们也是患了瘟疫都死掉了。多么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,一切美好都被打碎了。民国的无能,使中国成千上万的家庭支离破碎。外侵内患,战争的蹂躏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……
…………
自从父亲杀死日本人之后,爷爷家就有了一次大的变故。为了父亲逃往海参崴,打理这些事宜,爷爷和奶奶卖掉了家里的一切房屋、财产,在距离县城很远的地方买了一间小房居住。爷爷每天挑着挑子到农村收购一些杂粮,然后挑到城里去卖。挣一些小钱用来维持生计,过着清淡贫苦的日子。
有一天,爷爷一早就挑着担子出去了。天气寒冷,再加上天空下起了大雪,没有收到粮食,挑着空担子回来了。当走到离家不远处时,发现路旁雪地里躺着一个人,此人身上已经盖上了一层白雪,冻得奄奄一息。爷爷立即扔下担子,将这个人背回家中。然后把他放在一块木板上面,用雪使劲的搓……慢慢的,这个人苏醒了过来。爷爷问他叫什么名字?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,为什么会冻成这个样子。他说叫薛飞,是从北京来的,要到哈尔滨去。在路上为了躲避国民党兵的搜查走错了路,迷失了方向。连累带饿险些被冻死,多亏爷爷路过救了他一命。
薛飞在爷爷家住了几天,经过爷爷奶奶的精心照料很快恢复了健康。临走时爷爷交给他一封信,让他带给姑父,因为姑姑家在哈尔滨。又带上了一些干粮,薛飞便上路了。
后来才知道,薛飞是中共住哈尔滨办事处的代表,是去哈尔滨上任的。
薛飞到哈尔滨的第三天,带着两个警卫来到了姑姑家。说明了来意,并且把信交给了姑父。向姑父姑姑诉说了认识爷爷的经过,从此薛飞成了姑姑家的常客。后来姑父将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薛飞,两人一见钟情。薛飞便成了姑父的妹夫。
1946年4月28日,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。哈尔滨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。
1950年薛飞奉命调回北京。临走时,对我父亲说:辽宁省本溪市有一个本溪钢铁公司,为了培养技术工人,成立了一个【本钢工人技术学校】,校长叫李洪顺,是我的一个老部下,你到那里去吧,你会开汽车,现在那里正好缺少一个司机。于是,父亲跟随薛飞来到了本钢技校。找到了李洪顺,安置好父亲之后,便回北京了。父亲就这样成为本钢技校的一名司机,也是本钢技校唯一的一名司机。(1985年李洪顺为本溪市纪委书记)
本钢技校有一个叫范奎的人,老家在开原县杨木林子公社佟家屯大队。和我母亲是一个屯子的。经过范奎的介绍,父亲和母亲认识并成了亲。
……
文化大革命以前,我们家有一些古书,都是线装本。四大名著、聊斋志异、隋唐演义、唐诗三百首等等。〔文革时由于父亲被关进了牛棚,母亲怕造反派抄家,将这些书籍都烧毁了〕这些书父亲都看过,而且记忆特深,甚至到了过目不忘的程度。尤其是四大名著,父亲是无所不知,无所不晓,每一个细节都锁在了他的记忆之中。
本钢技校里有个实习厂,实习厂里有很多技术工人,父亲在他们心中是个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人。每天晚上下班之际,他们都准备好了小桌、小板凳、茶水,等待着父亲去给他们讲书。四大名著里的每一个故事,都被父亲讲的有声有色,每一个人物都被父亲讲的栩栩如生,每一个情节经过父亲的讲述过后都无法忘怀。每天晚上这里都座无虚席,有厂里的师傅,还有在校的实习学生。每天讲书一小时,到点后都不愿意离去。在这里,父亲成了专业的评书演员。
父亲不光是一名汽车司机,而且还是修理汽车的高手。不论是汽车哪里出现了问题,父亲用耳朵一听立即就能知道问题的所在之处,每次汽车的大修都由父亲一个人来完成,为学校节省了大量的修理经费。以前父亲有两个徒弟,后来为了支援西北建设,主动申请到青海去了。
父亲有一个修理座钟的手艺。邻居家和单位同事家的钟坏了,都送到我家来,求父亲给修理。从来没有收过一分钱。父亲在左邻右舍的人缘极好、声誉极高。
文革期间,因为父亲当过两年伪满洲国的中苏边境警察,被关进了“牛棚”。这段历史被写进了个人档案,然而父亲打死日本鬼子的事档案里却没有。在关押期间,每个人都得写汇报材料,交代自己的问题。父亲就写出了:因为打死了日本鬼子,为了躲避鬼子的抓捕,所以跑到中苏边境当了伪满洲国的警察。学校造反派看到父亲的交代材料之后,派了两名工作人员专程前往父亲的老家,吉林省扶余县去调查。当地的街道干部有认识父亲的,知道此事,便给出具了证明:〔张XX在1943年确实打死了日本鬼子后逃跑,不知去向〕。就这样父亲被从“牛棚”释放了出来。
然而,这个时候父亲打死小鬼子的事本应该写进个人历史档案,当政者却没有正确对待历史。导致我1977年体检当兵政审时受到牵连。
历史的真相有时是会被掩盖的,有时又会被遗忘,往往很多的冤假错案就是这样形成的。
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运动,学校停课了,工厂停产了,学校的车停了。学校给父亲单独安排了一个工作间,为学校修理各种用品。父亲用镀锌板制作水壶,利用数学知识将壶底、壶帮、壶嘴的面积大小计算的非常准确。打出纸样,然后下料进行咬合,制作的水壶滴水不漏。得到了学校领导的高度评价,认为父亲是个有能耐的人。
1970年,学校被军事管制了,住进了军代表。当时父亲有病在家休养。有一天,学校的军代表郝主任来到我家,对父亲说:学校新买了一台车,请求父亲能早一天上班继续开车,并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带出徒弟来。
父亲带着有病的身体上班了,开上了学校新买的130小货车,并收了两个徒弟。
这一年四月底的一天,父亲带着大徒弟去大连拉货。当一过金县的时候,父亲把车交给了徒弟,让徒弟开车。正在行走时从右侧岔道口处突然钻出一台拖拉机,由于躲闪不急,拖拉机被撞翻在路基下。父亲见此情景,立即让徒弟下车,然后自己坐在了正驾驶的位置上。当交通队出现场时,父亲说是自己开的车,承担了应有的责任。(因为当时徒弟是实习票,在实习期间开车肇事就会免去当驾驶员的资格)因为是汽车肇事,当时大连的规定是驾驶员必须参加交通法规学习班一个星期。在大连的一个星期中,乍暖还寒时节,旅店屋内寒冷,致使父亲的病情加重。回来后便卧床不起,一直到去世。为此事,柏林叔叔来我家为父亲处理后事时,曾经找到学校领导,要求按工伤处理,后来学校领导经过班子研究决定按比照工伤处理。
当时流行一种叫矿石收音机。我家三楼棚顶有一天窗,从天窗爬上去进入天棚,将一根铁丝绑在楼顶的房梁上,从瓦缝中申出,落入我家二楼窗内,作为天线,我将矿石收音机安装在父亲的床头。在父亲病重期间,每天都使用矿石收音机来收听无线广播。父亲为此非常高兴,这是我为父亲做的一件永远感到自豪的事。每次想起这件事,我心里就感到特别的宽慰。
我8岁时,父亲教会了我打算盘,珠算的加减乘除运算全都熟练掌握,为我以后参加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由于父亲在俄罗斯生活过,所以会俄语,经常教我们学一些简单的俄语对话。我家有笛子和箫,父亲闲暇时经常拿出来吹奏。还教我识谱,从一些简单的歌曲开始,逐渐深入。我学会吹奏的第一首歌曲是东方红,笛子是我最早学会的一种乐器……
1976年,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,我也被卷入了农村。在区政府门前,20台“大解放”一字排开,拉着行李和木箱还有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知青,浩浩荡荡的奔赴“广阔天地”去了。临走时,母亲将父亲生前带过的一块手表交给了我。这是父亲在俄罗斯时带过的前苏联产的一款老式夜光表。虽然旧了一些,但走时非常准确。那时我刚好十八岁,成人的年龄,带上了手表,而且是父亲留下的手表,感到非常的荣耀。
1977年是我下乡插队的第二年,也是父亲去世的第四个年头。离开家乡,来到这偏僻的山村,在漆黑的夜晚,夜深人静的时候,愈发想念父亲了。清明节前夕,冥冥之中,父亲又一次微笑着向我走来,我呼喊着奔跑过去,忽隐忽现又突然不见了踪影……梦中醒来,泪水浸湿了枕头。然而“故人已乘黄鹤去”,一阵酸楚,让我孤零零的存在,何时能走出孤独。“千里孤坟,无处话凄凉”,在这穷乡僻壤何时又能回到故乡。卷缩在被子中,不胜寒、炕已凉。这也不知是第几次梦见父亲了……
清晨,天刚亮,凄凄细雨迷雾蒙蒙。我决定徒步回家,感悟人生的“路上行人欲断魂”。一路走来,成熟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首小诗:
千里迢迢之故也
不知万步之足碎
为访故人驰风雨
数步难换情义慰
(此诗写于1977年清明)
……
又是一年春草绿,又是冬尽春归。半个世纪了,时光的流逝,弹指挥间。白发已经爬上了我的两鬓,已过甲子之年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思念也发出芽来越长越长。人老了容易激动和心焦,伤感愈加深重。正所谓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?”,想起父亲的短暂一生,禁不住又一次老泪纵横,仰天长叹,人生如此短暂啊!
每当我想起儿时的点点滴滴,每当我想起童年的美好时光,每当我想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……就会想起我的父亲,一生一世永远不能忘怀的父亲,父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……
2019年冬于天津